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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沈阳妇女拿3斤黄金去银行兑换，警方：19年前的100号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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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01月18日 08:51 72
Connor
1961年3月，刚刚过完周末返回单位上班的郭家惠正在车间办公室查看记录，突然同车间的青年工人高兴贵猛地推开门，一下子就扑了进来：
“出大事了！100号丢了！”
100号，是沈阳615厂的100号产品，但它不是普通的产品。615厂全名是沈阳615金融造币厂，而这个100号产品则是两块1960年产的高纯度工业黄金，重量高达800.7两，折合重约八十斤。
郭家惠清楚地记着，周末下班前自己还特地去查看了一下，并且做好了记录。可这么重要的黄金，怎么会突然就丢了呢？
情急之下，郭家惠立刻跑向了厂保卫科。但任谁也没想到的是，此后近20年的时间里，丢失的两块黄金仿佛人间蒸发一般，竟然没有丝毫的踪迹可查！
那么，究竟是谁盗走了这两块黄金呢？19年后这起迷案又是如何破获的呢？
是谁偷走了黄金？
1961年，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我国广大群众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国家加大了进口量！
而与此同时，为了兑付出口国的相关债务，国家从民间收集了一批金银，准备通过对这些金银加工提纯后，用来还债！
由于当时的东北仍旧是重工业基地，所以提纯的任务交给了辽宁省，辽宁又指派给了615厂，而郭家惠则是615厂的基层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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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家惠当时不到30岁，是厂里的先进工作者，头些天刚刚成为预备党员，100号黄金由于早就生产出来了，只是由于还未包装，所以就一直放在车间的木箱中！
上周六，郭家惠清清楚楚地记着，自己下班前重新检查过存放在车间的黄金。装着100号黄金的箱子稳稳地压在十几个箱子下面，上面用铁丝交叉成十字花形的铅封也原丝未动。
可是仅过了一天，铁丝被弄断了、箱子被撬开了，八十多斤的黄金也没有了。黄金失窃可是大事，消息上报之后，连远在北京的周总理都知道了这件事。
于是命令沈阳公安局必须尽快侦破。而公安很快开始介入进行了调查，不仅成立了专案小组，而且拉来了几条大狼狗在现场嗅来嗅去。
不过因为现场来过的人太多，加上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两天，所以狼狗基本没有派上用场。
不过经过现场勘查，公安人员还是发现了一些线索：40号的胶底棉鞋和铁把羊角锤。
既然有线索，厂里也很配合，不到一个下午，就给公安收集了十几筐厂里员工的鞋和数百把贴着所属标签的羊角锤。
但经过仔细的甄别，没有一把符合作案条件！无奈之下，公安人员又对厂内的一些重点可疑对象进行了盘查。
这其中有一个刚刚被“下放”到车间的贾吉清由于身材健硕还曾是原保卫科员，熟悉厂内情况并且有报复厂领导的动机等原因而进入了公安的视线。
但是贾吉清有不在场证据，并且也没有在他家查出相关证物，也就暂时排除了他的嫌疑。
这时有人又提供了一个线索，那就是厂子前一阵曾经招过几个外地的盲流做搬运工。公安人员又开始调查这些盲流，可惜都是无功而返。
就这样，轰动一时的黄金失窃案成了悬案。但615厂是有保卫科的，公安撤走之后，保卫科成立了长期的调查组，调查组主要的怀疑对象，就是负责保管黄金的郭家惠和发现黄金失窃的高兴贵。
因为厂保卫科没有在车间以外发现可疑线索，所以郭家惠和高兴贵就成了重要嫌疑人。在这种情况下，郭家惠的预备党员被拿掉了，还被关到了禁闭室。
但郭家惠知道事情不是自己干的，可想来想去，对于谁才是真正的凶手她也没有任何头绪！
由于黄金失窃，615厂与黄金有关的人员几乎都受到了不小的波及。甚至连厂长等人都被调离了原岗位，可即便如此大动干戈，黄金失窃案却仍旧没有一点线索。
之后随着时间的慢慢流逝，这起案件也成了悬案！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原以为此案再无水落石出之际，可19年后却峰回路转，让所有人再次看到了希望！
终于落网了
1980年，一名五十岁左右的妇女走进了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在银行人员的指引下来到的柜台窗口，之间她神色慌张地从已经发旧的棉袄里拿出一个捂了好久的包袱。
柜台人员以为这位妇女和其他人一样，是害怕自己的血汗钱丢了才这样紧张，可紧接着，随着包袱逐渐被展开，柜员的瞳孔瞬间就放大了，因为包袱里装着的是一块目测足有三四斤重的黄金！
看到这种情况，柜员不敢怠慢，一边进行称重，一边询问着黄金的来历和资金的用途。妇女说，这块黄金是亲戚家里传下来的，她是给患有癌症的亲戚换钱等着救命的。
柜员凭着专业知识发现这块黄金并不是市面上流通的普通黄金，而是纯度极高的工业黄金，并且上面有着明显的工业加工痕迹。
有鉴于此，柜员一边按照常规流程对黄金称重、办理储蓄账户，一边向保卫干事刘国臣使了个眼色。而刘国臣马上心领神会，把这名“大客户”请进了单间，又端茶又倒水。
柜员把账户上剩余的零头现金毕恭毕敬地交给了这位“贵宾”，转身出了单间之后，拨通了报警电话。
沈阳公安局副局长李广军接到报告后不敢怠慢，马上带着警员赶到了人民银行，那名妇女看到了警察之后瞬间就瘫坐了下去，仿佛知道自己已经在劫难逃。
被带回警局之后，这名妇女丝毫没有隐瞒，交代自己叫黄素珍。她曾经是615厂的员工，她的那块黄金则是她的丈夫交给他的，她的丈夫叫做关庆昌。
李广军赶忙和615厂进行了联系，带人驾车用最快的速度赶到了615厂。当刚刚在厂俱乐部参加完党员大会的关庆昌被叫到厂会议室时。
一看到等候在会议室内的警察，他的反应和黄素珍一样，惊愕之后迅速低下头，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随后警察在他的家中果真搜出了剩下的那些黄金。
谁都没有想到，这个厂里平日有口皆碑的“老实人”关庆昌居然就是19年前黄金失窃案的真凶！
但当时黄金失窃后，615厂几乎对所有有可能接触黄金的人都被盘查过，关庆昌自然也不例外。那么，他究竟是如何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将黄金盗走还不留下蛛丝马迹的呢？
随着公安人员对关庆昌的审讯，手上戴着冰凉的手铐的关庆昌这才一五一十地交代了当年盗窃黄金的全部过程。
躲在角落里的真凶
关庆昌是抚顺人，在解放前曾经当过伪满洲国警备队的上士，不过他在到了沈阳之后却故意隐瞒这段过往，用自己那一副唯唯诺诺、老老实实的外表骗过了审核，成功混进了615厂工作。案发时，他已经是生产管理科的副科长。
原本过惯了富足生活的关庆昌对自己的身份极不适应，可为了栖身，不得不老老实实地过着朴实的工人生活。
但是随着自然灾害的到来，又加上台湾方面叫嚷着反攻大陆，他就对厂子里每天都能看到的黄金白银动起了心思。
关庆昌的老婆黄素珍没有念过书，但是被关庆昌安排到了电解车间工作。她对关庆昌百依百顺，关庆昌说想“搞点金子”，她就又偷金沫子又拿金渣子。
不过忙活了两个多月，才弄了不到一斤纯度不高的黄金。关庆昌对这个结果显然并不满意。
后来正巧整天扛着枪巡逻的贾吉清被调离了保卫科，关庆昌就想借机“干一票大的”，于是把目标放在了库房中的100号黄金。
但是关庆昌很狡猾，为了打听准确的信息，他让黄素珍经常到提纯车间去“嚼老婆舌”。虽然大家都知道黄素珍不是这个车间的人，但是却没有人愿意得罪负责生产计划的关庆昌，所以也就没有及时制止。
而黄素珍很快就把放黄金的地点摸清楚了，并将之转告给了关庆昌。1961年3月18日，关庆昌将准备好的工具藏在了办公室，随后赶在6点厂浴池人最多的时候去洗了澡。
在浴池里，关庆昌一如往常，只不过平时不太爱说话的他罕见地主动和工友打了招呼，让人对此印象深刻。
而有了这些人证明，关庆昌快速离开了浴池，趁街上人少他一路小跑回到办公室，拿出工具摸到了装有黄金的库房外面，用羊角锤给专门搭建的木板隔间撬开一个不大的缝拱了进去。
别开铁丝、撬开箱盖都十分顺利。紧接着他把两块金子用绳子牢牢地绑住，挂在了脖子上，两块黄金别在了裤腰里，两手插兜正好在里面可以兜着。
不过那毕竟是八十多斤，关庆昌只能先回到办公室歇一会儿。他曾经想把黄金先藏在办公室里，以后有机会再拿出去。
但他转念一想，一旦他人发现黄金失窃，首先就会在厂里搜查。于是他当即决定将黄金运回家中藏匿！
回到家之后，关庆昌把黄金交给了黄素珍，自己又赶到了厂俱乐部。后来由于关庆昌的出现，俱乐部里面跳舞的人和浴池中的人都给关庆昌提供了不在场证明！
当警察在现场发现胶底棉鞋和铁把羊角锤的线索时，关庆昌并不知情，但是厂保卫科大张旗鼓的搜查让他有了准备。
于是他趁着上旱厕的时候，把羊角锤从裤筒里扔到了厕所中，又让黄素珍连夜把自己的棉鞋换了鞋底。
另外，为了混淆视听，关庆昌给警察提供了“外来的盲流”和“有报复动机的贾吉清”这两个消息。
在警察忙着对其他人进行审查的时候，关庆昌两口子就像躲在黑暗角落里的两个恶鬼，静静地用眼睛观察着整个事件的进展。
显形的“恶鬼”
在随后的日子里，关庆昌为了不惹人怀疑，不仅对同事关心，而且工作积极，几乎每一个领导都说关庆昌是个好同志”。
1964年，关庆昌做为领队的干部带着青年下乡。那段时间，他成为了下乡青年们的楷模，什么事情都抢在前面做到最好，不知道底细的人都容易把他当成土生土长的农村人。
厂领导的子女们也把他的这个情况及时地向厂领导进行了“汇报”。而且期间关庆昌在农村曾经有一次遭遇到煤气中毒，他硬是从炕上滚了下来。
拖着已经麻木到舌头的身体爬到了门口，这才获救。事后连医生都说：“这个同志的意志力太顽强了。”可谁也不知道，支撑关庆昌活下来的意志力竟然源于他藏匿在家中的黄金！
时间一转眼到了1980年，改革开放后的国家经济迅速发展，国家不仅调高了黄金收购价格，而且放宽了收购民间黄金的门槛，不再查收卖金人的证件。
隐忍了19年的关庆昌和黄素珍几乎要乐疯了，这不正是自己发家致富的好时候吗？于是黄素珍这才带着那块从厂里偷出来、又在厂里重新熔了的黄金来到了银行。
而关庆昌则就在银行门口的长椅上，远远地看着黄素珍拿出黄金、转到存折里、进到象征贵宾待遇的“小单间”。
看到藏了19年的金疙瘩变成了真正的钱，关庆昌提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他没等黄素珍出来便先行离开了银行。
如果他能再等一会，就能看到报警的柜员，那么他苦心经营19年的“画皮大戏”也不会那么快收场。
很快，法院对关庆昌和黄素珍进行了审判。一审认为两人犯贪污罪，判处关庆昌死刑，黄素珍无期徒刑，二审时认同一审判决。
但是经最高法院重新复核后认为，关庆昌没有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公有财产，并不属于“贪污”，而是属于盗窃罪。
最终，判处关庆昌、黄素珍两人盗窃罪最高处罚：无期徒刑。有句话说得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其实单从关庆昌的后期表现就会发现，他这个人还是有一定能力的。
如果当初他没有动歪心思，而是继续本本分分工作，他的前途应该还是可期的，生活的质量也会有所保障。
不过，现实并没有那么多如果，也没有机会可以重来。关庆昌夫妻的事件也只能给世人当做一个反面教材来警示世人，“莫伸手，伸手必被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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